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全科医生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又可称为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既是看病的“始发站”，也是病人的“枢纽站”。全科医生这一道关口做好了，老百姓80%以上的病情都可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处理，大医院的负担就会得到缓解。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队伍基本满足健康中国建设需求。然而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我国的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与深化医改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需求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6月4日-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就“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赴湖北省开展了视察。这次视察旨在了解地方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和困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发挥全科医生在深化医改、建设“健康中国”中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次细致深入的视察

“三甲医院有没有考虑设立全科病房？”

“我们现在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包括省内43个全科医生培训基地都要设置全科医学科。”

“全科医生规培之后可以自己去开诊所，但是这方面监管也是很重要的。”

“省政府刚刚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就有一条要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符合条件的全科医生可以在城乡开办全科诊所，对全科诊所的设置地点、数量不做限制，同时加强监管、依法执业。”

这是6月4日下午，在湖北省委、省政府情况介绍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家庭医生组织候任主席李国栋与湖北省卫计委副主任姚云的一问一答。

这样的问答场景在视察期间的6场座谈会上不断上演。视察团成员看得真切、问得细致，全科医生、患者代表说实情、道真情，地方党政部门、院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村卫生院（室）负责人结合实际，聚焦主题话问题提建议，体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的新作风、新气象。

这次视察在地点选择上精挑细选、日程安排上也是精心设计。“选择湖北省视察，既考虑到湖北省良好的工作基础，也考虑到湖北省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代表性。”视察团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在与湖北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座谈时介绍说。

视察团在武汉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情况介绍后，分成两组分别展开视察：第一组从武汉市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二组从武汉市到宜昌市枝江市。

“在视察中看到，随着社区首诊、双向转诊、签约服务、医联体等改革措施的推进，党的医改政策正在给人民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全科医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给群众带来的方便和实惠越来越多。”视察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说。

现在每万人口拥有的全科医生全国平均数是1.8人。而武汉市每万人口拥有的全科医生超过了湖北省平均数1.5人，达到了2.7人，而恩施州才1.1人。不同地方，差别比较大。情况的多样性使委员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

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关注的问题。这次视察也是结合今年全国政协有关重点提案督办开展的。“视察与提案督办结合后形成的建议已经从我个人的意见变成了大家的智慧结晶，会更有力地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作为提案人同时也是视察团成员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党委书记方来英说。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视察团还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学院校、全科医师培训基地发放了100多张问卷调查表。

视察团认真落实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搞好视察工作的要求，专门邀请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视察和相关座谈会。李斌强调，进入新时代，委员视察工作掀开了新篇章。要使视察活动成为不仅是全国政协委员深入实际、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过程，也是加强对委员的团结教育，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的过程。

■全科医生缺口怎么补

截至2017年底，我国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到25.3万人，仅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全科医生的需求就有近10万人的缺口，医疗匮乏的农村缺口更大。对湖北省来说，全省已注册全科执业医生8990人，离实现2020年的目标全科医生缺口近8000人。

如何在三年内实现目标、补足全科医生数量，是视察团成员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李斌在视察期间强调，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部门协同，共同推进全科医生的制度建设。

“要弥补‘缺口’，推进全科医学发展是关键，一方面深化院校全科医学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完善毕业后全科医学教育制度和全科继续医学教育制度。”湖北省卫计委科教处处长林俊杰说。

目前，全科医生培养有多种形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5+3”模式）、助理全科医师培训（“3+2”模式）、转岗培训、定向免费培养、全科医生特岗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医科大学校长何延政认为，“5+3”模式适合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副省级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地级市，不发达的市州和县及以下的基层全科医生培养可先考虑“3+2”模式为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唐旭东认为，应关注乡村的全科医生培养。“5+3”模式显然目前还不太适合乡村的实际情况。如果没有适合培养乡村全科医生的模式，我们首先要解决乡村基本医疗这个网底存在的诸多问题，这样更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说，“应鼓励在职业大专院校开设乡村医生班，解决偏远乡村的燃眉之急。教材要根据当地情况、要因地制宜制定教材。”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马骏表示，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应分门别类，不能一刀切，但全科医生培养的出口门槛一定不能降低。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徐睿霞说，解决全科医生的数量，第一大阻碍就是编制的问题。“目前来说整个编制严重地影响了下面的医疗人员的聘用。”

“对全科医生的培养要认真做好顶层设计。现在的培训不系统、不均衡，培训形式有美国式、中国式、北京式、湖北式的，但不管怎么样至少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方法，结合目标和任务进行培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大内科主任孙铁英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中心主任医师敖虎山说，“美国医生的教育理念和医患沟通理念我们可以学，但是一定不要让他们把我们全科医生带成豪华医生团队，花钱根本不在乎，没有费用意识是不行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建议，从学科源头提升全科医学学术地位，带动全科医学一级学科教学、科研、临床能力的提升；针对基层医生接受全科转岗培训不愿追加注册全科专业的现象，可在保留其原执业范围的同时，增加“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在调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时，按相关规定办理变更执业地点和执业范围手续，不受加注执业范围影响。

■提高全科医生岗位吸引力

“上面的政策确实非常好，但是下面实施起来总会遇到很多问题。”6月7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017级全科专业硕士学员张琼在与记者交流时说。

两天前，作为全科专业硕士学员代表，张琼在与视察团座谈时反映了令她困惑的问题———

“政策导向说全科规培生毕业后可享受研究生待遇。我们全科专业硕士以更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需要交学费，规陪期间只有国家补贴的研究生每月500元和医院补贴的1000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我们还要以更高的标准毕业，那么全科专业硕士的利益在哪里？”

张琼本科是临床医学，研究生报考的是老年医学，后被调剂到了全科医学。“同样是毕业后从事全科医生专业，纯规培生规培完可以得到研究生待遇，全科研究生规培期间却得不到规培的待遇。”张琼说。

张琼反映的问题引起了视察团的关注。

“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生，只要是专业研究生，参加的是临床工作，一定要按临床同等住院医师的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说，医院和大学的负责人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把自己精力多投入到管理中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第一临床学院副院长季湘年表示，研究生属于学生身份，有教育部的培养费投入；规培生属于卫健委招录学员身份，这涉及医教协同，财政支持口径不一的机制问题。

“研究生教育确实是和规培生给的不同待遇。其实季加孚委员的一个观点说的好，她是专硕帮你干临床的活，所以单位有条件就多给些钱，另外导师也应该给些钱，导师招生就得有科研经费。”吴浩委员说。

张琼的困惑背后其实是全科医生岗位吸引力较弱的问题。据统计，2014年-2017年，国家下达4万名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计划和1.5万名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计划，实际只分别完成3.4万名和1.2万名，10%左右的定向生因考研等原因违约流失。

“为什么宁愿毁约也不去，就是待遇差问题，一定要提高待遇。”徐自强委员说。

“湖北同济医学院和中南医院四年来才培养38名全科医生，而且这38名学生有多少能回到社区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助理诺敏说，“我们还了解到在培训期间，学员每个月有补助能达到3000多元，回到本地区的机构可能就挣1000块元，比他在学习阶段收入还要少，这些收入都不利于这些人留在社区。薪资待遇水平对于能否把全科医生留在社区至关重要，同时，工作环境、职业发展也同样重要，目前许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简陋、辅助检查项目单一都不利于广大患者的服务和医疗机构自身的发展，这也影响了全科医生的职业选择。

“全科学员规培期间有相应的补贴，对于偏远基层的全科医师，拿到的钱比回去工作拿到的钱还要多一些，这样给他们一些错觉，就是在大城市里钱是好挣的，应该想办法到大城市来。”全国政协委员、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南门分院院长虞梅表示，目前我们把钱更多投入在了培训阶段。

徐睿霞委员认为，全科医生工作涉及常见病处理、慢病管理、健康教育等职能，真正从国家财政给拿到手的实际上只有公共卫生这笔钱。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应该有这么四块：公卫、基本医疗、慢病管理、特岗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院长顾建文认为，应明确作为全科医生应享有的对应待遇。有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线图，让每一个全科医生在本岗位上能够持续发展。

“在紧密的‘医共体’或‘医联体’模式下，研究全科医师的流转机制，从而提高全科医生的职业尊严和地位待遇。”何延政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赵瑞华提出，基层全科医生除了提高薪资待遇外，还要给一些政治上的荣誉，比如五一劳动奖章等激励政策。

■基层医疗怎么强起来

视察中，有两个例子反复被委员们提起。

孙铁英委员在枝江市时看了一个感冒病人，当地大夫开的处方是生理盐水、头孢、地塞米松、钾硝锉。“这个处方就是有资质的基层大夫开的，用输液治感冒，太吓人了。”孙铁英委员说。敖虎山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疑似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在未经明确诊断情况下在镇卫生室接受康复治疗。“这种情况应该将病人向上级医院转诊，明确诊断后，再选择手术或向下级医院转诊进行康复治疗。”敖虎山委员说。

“在边远地区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这个方子几乎是一个标配的治疗感冒的方子。”徐睿霞委员深有感触地说，“而能够开处方做治疗的医生，都是通过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甚至经过了全科医生培养，那他们经过这样的培养以后仍然开这样的处方、做这样的治疗，这从更深层次反映了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如何培养真正合格的全科医生，如何真正提高他们的诊疗能力和水平。”

作为转岗培训的受益者，诺敏委员2011年参加了首医大举办的北京市第五届全科医生转岗培养。她说，全科医生不光要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在疑难危重症也应该有一定的临床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够很好地杜绝漏诊误诊的发生，提高服务能力水平，更好地为日益增多的社区患者服务，被广大的辖区居民所认可。

视察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表示，怎么能让适宜人才发自内心地留在基层，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建议改革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模式，扩大基层机构管理和发展的自主权。按照加强基层卫生医疗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精神，适度取消基层医疗机构临床技术和服务项目的限制，提升其临床服务能力。

视察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常委张勤建议今后在技术和设备上进行更多投入。通过智慧医疗和高科技手段、信息化手段，把三甲医院专家的诊疗能力和技术一竿子插到底，让最基层的全科医生掌握。

“中医药学科特点是适合进行全科医生培训的。”唐旭东委员说，应出台更优惠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中医专业、民族医专业的大学生进入全科医生队伍。同时，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科医生数量本来就不多，在转岗为全科医生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弱化基本医疗，避免影响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托底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卫生院副院长资艳萍认为，应更加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好一批民族院校。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表示，发挥医保政策的杠杆作用，将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医保报销比例与上级医院拉开差距，吸引患者在基层首诊。

“应进一步完善‘医共体’‘医联体’政策，构建大型公立医院与社区医院紧密协作联合体，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服务信息系统，推动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认为，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除了专业化培训、在职培训、建立医联体等措施外，关键是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应放权基层，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