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纪事：商讨民革政治走向的三封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成立到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民革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参与了多党合作奠定的全过程。

朱学范写给李济深的几封信，体现了朱学范对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也反映出民革组织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引导民革成员和其他民主人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五一口号”发布后,一时间一呼百应。5月1日上午，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李济深寓所聚会，热烈响应“五一口号”。时任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关于伪“国大”的内部报告，就“五一口号”出台的背景作出极好的注释，指出口号所列内容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形势不可逆转，引导大家正确认识、积极响应。

同一天，毛泽东派中共代表潘汉年给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及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送去了亲笔信，并提议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同时还随信附了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并就联合声明的内容、文字以及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等问题征求李济深和沈钧儒的意见。

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来信的内容，共同讨论“五一口号”相关内容。经过连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由之路，民主人士自觉起来响应。

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关怀下，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于1947年2月在重庆成立），蔡廷锴代表民促（即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由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在广州成立），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联名发布《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泽东主席电》，并请毛泽东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表示“同仁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大家要“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上述人士还向国内外发出通电，高度赞扬“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同年5月，民联、民促先后发表了宣言响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认为“五一口号”是“民主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的具体指针”，指出“凡是坚决地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着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因此，我们想为中共所号召的‘新政协’，应该是一切有群众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至于社会贤达及爱国分子的‘新政协’。只有这样代表人民的‘新政协’，才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才能够保证‘新政协’一定得成功。”

6月25日，在经过多次充分讨论之后，由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指定要点，陈此生起草，谭平山、陈劭先、梅龚彬审稿，李济深定稿，民革发布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谭平山曾指出，这份声明“旗帜鲜明地强调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及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这对民革来说，是一大进步”。

第一封信：

国民党民主派联合起来

民革最终能够在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大方针上取得一致，并且选择正确的政治路线，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民革创始人朱学范与李济深之间的通信，记录了民革响应“五一口号”前后，从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这段历史，展现了民革最终拥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的政治力量，不断进步发展的思想过程。

1946年，国民党制造了“较场口血案”“下关事件”“李闻惨案”等系列事件，实行“戡乱总动员”，公开镇压民主党派，并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了全国性内战。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激怒了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使得他们不再对国民党抱有一丝幻想。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强烈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号召“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国民党员，应该毫不客气地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李济深、何香凝、朱学范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和国民党统治集团讲团结，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经不可能了，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与中共合作推翻蒋介石政府。

同期，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纷纷呼吁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争取和平民主的生力军，和工农群众结成民主联合阵线，与国际民主力量配合，集中打击反民主势力，并要求将来进行政治协商时，应有国民党民主派参加。4月27日，远在美国的冯玉祥就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致信李济深，赞扬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反蒋立场，强调“我们该当联络一切国民党内渴望民主与和平的人士团结反蒋”，希望与李济深等人联合起来共同反蒋。5月，李济深邀集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人在香港居所聚会，商讨正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会议决定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来港，共同商议有关联合的事宜，并成立筹备小组，商讨新组织名称，着手准备纲领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征询冯玉祥对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之事的意见。

1947年5月，朱学范应邀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会，出发前，李济深和何香凝还特意嘱咐他趁出国之便，向国际友人介绍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和争取民主的政见，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朱学范借机调研国际形势，途径法国、捷克、瑞士。7月9日抵达英国伦敦后，他专门给李济深去信，报告到欧洲各国了解的情况。朱学范在信中先介绍了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及看法，指出：“国际对于中国前途至为关心，现已公认中国之内战足以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南京政府之腐化、贪污、无能，已成为酒后茶余之谈。”强调对于国民党内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组织，国际上持支持态度，“国际对于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的）力量，至为重视”，各国朝野推崇李济深“足以领导全国民主力量，从事团结、和平工作”，体现国际上对于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成立民主派组织的支持，力推李济深尽快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成立组织，以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

这是在筹备成立民革组织到“五一口号”发布期间，朱学范写给李济深的第一封信。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问题非常关注的情况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起来成立民革组织，不仅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斗争的需要，有利于分散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联合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各方、协调意见、统一行动。

第二封信：

“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宣布民革的行动纲领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把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彻底、公开的决裂，在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有了组织保障，针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内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党员革命行动就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刚刚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的朱学范借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和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会议之机，顺道认真考察了英国、法国、瑞士、苏联等国，联系民革成立后中国的现实情况，朱学范深刻认识到：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协助民革的领导同志做好思想工作，尽快统一民革内部的思想，帮助大家认识到——民革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光明前途，进而影响民革的同志以及其他民主人士选择正确的道路，朱学范与李济深远隔重洋，通过信函就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沟通，为民革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作出努力。

1948年2月17日，朱学范到达莫斯科后，给李济深再次去信。信中朱学范首先呼应上一封信中，国际上对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重视。阐明民革成立后，“关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成立宣言，外报上曾有登载，对于反对蒋独裁政权一点已博得国际好评”。

其次，朱学范详细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国际上已形成二大阵营，英国本来想实行所谓中间路线来影响世界，现在他也公开放弃，参加了反苏反共阵营”，“过去在两个相对阵容共同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时候，中间路线可以抬头，可以发挥力量。现在两个相对阵容尖锐斗争的时候，中间路线无路可走”。在分析国际形势后，他进而对国内形势发展做出研判，论证中国革命没有中间路线可走，指出“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旧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最后，朱学范结合民革组织自身发展，推演得出结论，“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地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做我们同伴……这个革命集团那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因为“中共民主革命一定胜利，因为他代表了一个进步民主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事业”，并肯定“革命委员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总理（指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及赞成土地改革，是适合了这个时间的实际情况”。

李济深于1948年2月给朱学范发出复电、复信各一封，委托朱学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表示希望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

第三封信：

“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

民革成立后，美国政府、国民党各派政治力量又都极力拉拢民革为己所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认为：李济深如果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内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

针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民革一方面对外宣传思想主张，号召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另一方面在党刊《自由》上，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破除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澄清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介绍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帮助广大党员和读者，正确认识民革乃至中共的政策，使得民革内部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思想基础。李济深明确表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将会使国内永无宁日，革命的“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

1948年2月28日,在欧洲考察的朱学范从莫斯科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满洲里到达哈尔滨。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他第二日即以孙中山信徒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口吻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革命伟大事业奋斗。在电报中，朱学范表示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的“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他“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斗争”，并表明“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朱学范在电报中着重提到“在你们（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不仅表达自己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为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好了铺垫。这封电报后来也得到了李济深赞赏，称这是第一封代表民革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接受他们领导的电报。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朱学范：“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朱学范深入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到农村、工厂、煤矿等地参观、学习。

3月底，朱学范想到一年前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中痛心疾首的呐喊，心潮澎湃，联系到在解放区亲身感受到的实际情况。他再一次给李济深写信，不仅介绍自己在东北的所见所闻还进一步分析了形势，指出：“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达到了兵精粮足。这是中共走的群众路线，唤起了人民，人民自动、自觉地来参加这个革命斗争的结果……最近东北、西北、山东各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加速了消灭蒋介石统治的最后胜利。中共同志一条心，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人民。”在信的末尾，朱学范郑重提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承认的。”

关于民革组织的发展方向，朱学范还在信中提出：“革委会（即民革）的成立迎合了现阶段时代客观的要求，已经得到了中共、民盟即人民的欢迎，在政治上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问题在于今后是不是我们要在行动上配合这个民主革命斗争的事业，来开展革委会的工作，发挥一个更大的革命力量。”李济深在复函中表示赞同。

这封信的末尾写有“廖夫人蔡将军均此”，蔡将军即指蔡廷锴。1949年秋，作为第一批由香港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蔡廷锴到达解放区后就称赞朱学范的信说：“你的信写得很好。”还告诉朱学范，他的信已经被李济深作为澄清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有力证据，“蒋政权统治下的报刊把解放区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写得一团漆黑，很多人受此毒素来到香港，而港报也基本上是反面的宣传。任公（指李济深）在会见这些人时，有时很难说服他们，自接到你的信后，就拿出信件对他们说，你看，这是民革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学范兄亲笔来的信。”可见，这封信在民革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说服大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新中国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朱学范写给李济深的几封信，体现了朱学范对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也反映出民革组织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发挥了引导民革成员和其他民主人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民革中央宣传部）